八亿典藏文章
那是我师范毕业后的第一堂课，教初中语文。前一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对着镜子反复练习，连每个手势都设计好了。可真的站在那儿，脑子一片空白。准备好的开场白忘得一干二净，只能硬着头皮翻开课本：“今天我们学《春》……”
我念课文的声音都在抖，像秋风中最后一片叶子。念到“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欣欣然张开了眼”时，我偷偷抬眼看了看学生——他们有的在认真听，有的在走神，还有个男生在课本上画小人。突然意识到，紧张得手心出汗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语文课。
最初那几个月，每天走进教室前我都要在走廊尽头深呼吸。教案写得密密麻麻，生怕哪个环节出错。学生举手问问题，我心里先咯噔一下，生怕答不上来。批改作业到深夜，红笔在作文本上圈圈点点，比学生写的字还多。那时候总觉得有双无形的眼睛在盯着我——校长？家长？还是想象中的“完美教师”的标准？我说不清。
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
可能是第三个月的一个周二下午。那天下着雨，教室里光线不太好。我正讲解着鲁迅的《故乡》，讲到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时，突然发现不需要看教案了。那些话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，我看着台下学生的眼睛，第一次感受到了交流——不是我在说话他们在听，而是我们在共同思考同一个问题。
有个叫李明的男生举手问：“老师，如果一直没有人走那条路呢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笑了：“那你就做第一个走的人。”
后来，我不再需要提前半小时站在空教室里排练了。走进教室的动作变得自然——把课本放在讲台右上角，打开，看一眼当天的内容，然后说“把书翻到第X页”。粉笔不再打滑，板书不知不觉整齐了许多。学生开小差，我会走过去轻轻敲敲他的桌子，不再像从前那样要么假装没看见，要么太过严厉。
批改作业也不再是沉重的负担。我开始认得每个学生的字迹——小丽的字圆圆胖胖，总是写得很用力；张浩的字斜斜的，像被风吹过；王芳喜欢在作业本空白处画小花。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成了夜晚最熟悉的伴奏，我不再纠结于每个标点符号，而是试着去理解文字背后的那个少年。
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是第二个学年的春天，我们学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我让学生说说自己父母的背影，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平时很调皮男生举手了。他说起父亲送他来学校后离开的背影，说着说着哭了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我不再是那个紧张的新老师了，我成了他们成长故事里的一个角色。
如今，我在这讲台上站了十一年。粉笔灰沾在袖口上，随手一拍就掉了；学生的作文本堆在办公桌上，批改起来又快又准；上课铃响时，我很自然地站起来往教室走，不再需要深呼吸。
前几天，我们新来的实习老师小张紧张地问我：“王老师，您第一次上课紧张吗？”
我看着她年轻的脸庞，想起十一年前那个手抖的声音颤的自己。想说点什么经验之谈，最后只是笑了笑：“都会紧张的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”
她追问：“那要多久才能不紧张呢？”
我想了想：“等到有一天，你走进教室，发现紧张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就像有个客人，你以为它会住一辈子，结果它悄悄收拾行李离开了，连再见都没说。”
昨天下午最后一节课，我在讲《赤壁赋》。夕阳从西窗斜斜地照进来，在教室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。学生们有点困倦，我也有些疲惫。讲到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”时，我看着台下这些年轻的面孔，突然有些恍惚——十一年了，学生换了一届又一届，课文还是那些课文，而那个曾经紧张得声音发抖的年轻老师，已经成了学生眼中的“老教师”。
下课铃响，我说“下课”，学生们齐刷刷站起来：“老师再见——”我点点头，收拾课本走出教室。走廊上遇到几个学生，他们很自然地打招呼：“王老师好。”
回到办公室，我把课本放进抽屉。那个抽屉里还放着第一年的教案，纸已经有点发黄了。我偶尔会翻一翻，看着当年密密麻麻的笔记，想起那个连微笑都要练习的年轻人。现在呢？现在连皱纹都长得很自然了。
从紧张到麻木的平常，这条路我走了十一年。说麻木其实不太准确——不是真的麻木，而是另一种更深的连接。就像你习惯了呼吸，不再时刻注意自己在呼吸，但呼吸本身已经成了生命的一部分。
窗外，学生们正在操场上跑步，喊口号的声音隐隐约约传上来。我泡了杯茶，准备批改今天的作文。茶杯握在手里，很稳，一点都不会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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