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刚过完年,地里还没化冻呢,村里就来了个生面孔。开着一辆半旧的白色小轿车,穿着件灰扑扑的夹克,看着挺朴素的一个人。他叫李建国,名字听着就让人放心。他说他是县里水利局下属一个工程队的负责人,专门下来看看各村的水利设施。那几天,他就在村里转悠,东家坐坐,西家聊聊,见了谁都递根烟,说话客客气气的,一点架子都没有。
没两天,他就跟村里人都混了个脸熟。后来他在村头老槐树底下,召集我们开了个会。那天人到的挺齐,他拿着个喇叭,讲得是唾沫横飞。他说,他仔细考察过了,咱们村那条老灌溉渠,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的,现在淤塞得厉害,到处漏水。他说:“乡亲们,你们想想,每年春灌的时候,上游放水,流到你们地里还能剩多少?是不是得半夜三更起来抢水?为了一勺水,邻里之间红过脸、吵过嘴没有?”
这话可算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。我们村地处灌区下游,用水是真难。每年为了浇地,家家户户都得派人守着水渠,生怕自家地旱着。为这个,确实没少闹矛盾。他这么一说,底下的人都纷纷点头。
接着,他就拿出了他的方案。他说,上面有政策,可以支持农村水利建设,但是需要地方配套一部分资金。他拍着胸脯保证:“只要大家伙儿凑齐这配套的二十万,剩下的几十万,包括材料、设备、人工,全部由我们工程队负责,走上面的项目款!我以我的人格和专业担保,一定给大家修一条水泥浇筑的、板正结实的新渠,保证以后家家地头都能顺畅灌上水,再也不用为水发愁!”
二十万,对我们这个百十来户的村子来说,平均到每户大概要出两千块左右。这不是个小数目。当时就有老人嘀咕,问能不能看看文件或者证明。那个李建国一点也不慌,他从包里拿出几张盖着红戳的文件复印件,还有他的身份证、工作证(后来才知道都是假的),给大家传看。他又说:“我理解大家的顾虑,这样,钱,不经我的手。我们选几位信得过的村民代表,成立一个监督小组,钱由你们保管,根据工程进度,分期付给材料商和施工队。我纯粹是想着为乡亲们办点实事,挣不挣钱都在其次。”
他这一番话,说得是合情合理,又把管钱的权力交给了我们自己,大家的疑虑一下子就打消了大半。而且,他描绘的那个未来——清凌凌的水哗哗地流进地里,再也不用熬夜抢水——实在是太诱人了。老支书吧嗒吧嗒抽着烟,最后说了句:“要是真能把渠修好,咱们出点钱也值了。”
就这样,信任建立起来了。我们选出了三个代表,一个是德高望重的老支书,一个是我(因为我以前在镇上做过点小生意,大家觉得我脑子活络点),还有一个是年轻力壮、干活踏实的小斌,负责出力。村民们东拼西凑,有的把卖粮食的钱拿出来了,有的把给孩子攒的学费先垫上了,我家那口子还把陪嫁的一对金耳环给卖了……看着那一沓沓带着乡亲们体温和汗水的钱交到我手上,我感觉手里沉甸甸的,那是大家全部的希望啊。
钱凑齐后,李建国就更忙了。他隔三差五就来村里,带着皮尺、水平仪什么的在渠边上量来量去,还打了不少木桩,拉上了白线。他指着那些线,跟我们比划哪里是主渠,哪里是支渠,讲得头头是道。他还带来了几辆挖掘机,在渠头象征性地挖了几天土,说是先做基础开挖。那几天,村里可热闹了,大家都跑去看,看着那大铁家伙轰鸣着干活,心里别提多踏实了,都觉得这事儿,成了!
工程开始后,按照约定,我们付了第一笔款,五万块,是给“材料商”的定金。李建国给我们看了收据,上面盖着章。他说水泥、砂石料很快就会运进来。那之后,他来的次数就渐渐少了,总是电话联系,说是在县里跑其他手续,或者催材料。每次我们打电话问他,他都说“快了快了”,“材料已经在路上了”,“下周肯定到位”。
我们虽然有点着急,但看他之前那么诚恳,工地也动了土,也就选择相信他。期间,他还以要请上面领导吃饭、疏通关系为由,让监督小组又支出了五千块钱。现在想想,那时候就已经有苗头不对了,可我们被那个“马上就能用上新水渠”的美好愿望蒙住了眼,自己骗自己。
转折点发生在那个下雨天。之前联系他的电话,突然就打不通了。一开始是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,后来直接就变成了“已关机”。我们心里咯噔一下,赶紧去找老支书商量。老支书也慌了,让我们立刻去县里水利局问问。
我还记得那天,我和小斌骑着摩托车,冒着雨赶到县水利局。打听了一圈,人家明确地告诉我们,局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李建国的工程队长,今年也没有拨付任何关于我们村修渠的项目资金!听到这个消息,我和小斌当时就僵在那儿了,浑身的血都凉了,比外面那冷雨还凉。
我们被骗了!那个李建国,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子!他那些证件、文件,全是伪造的!他那些测量、打桩、开挖,全是做给我们看的戏!那几台挖掘机,估计也是他临时租来摆样子的!
失魂落魄地回到村里,消息传开,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种死寂。那种感觉,我现在都找不到词来形容。不是愤怒,一开始甚至是麻木,然后是一种钻心的疼和铺天盖地的羞愧。王奶奶拄着拐棍来到村委会,眼泪汪汪地问我:“娃啊,我那六千块钱,是给我孙子攒着上大学用的,还能要回来不?”我看着老人家浑浊眼睛里那点微弱的光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那段时间,村里气氛压抑得可怕。以前热闹的村头,没人聚了。大家见了面,都低着头匆匆走过,唉声叹气。我们三个监督小组的成员,更是抬不起头。虽然没有人明目张胆地指责我们,但那种无声的压力,和内心的自责,快把我们压垮了。我老婆为此跟我吵了好几次,说当初就不该揽这个破事。老支书一下子像老了十岁,整天蹲在门口抽烟,一句话也不说。
后来,我们当然去报了警。警察来调查了几次,做了笔录。可那个李建国,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,用的名字、身份证、电话号码,全都是假的,无从查起。警察说,这是典型的诈骗案,骗子很狡猾,跨区域流窜作案,抓到的难度很大。
事情过去这么久了,新渠没修成,那条老渠更加破败了。我们村的人心,好像也跟那水渠一样,裂开了口子,很难再弥合。大家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彼此了,对外面来的人,更是充满了警惕和怀疑。
我常常在夜里睡不着,翻来覆去想这件事。我想,我们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相信了他呢?是因为他看起来像个干部?是因为他说话在行?还是因为我们太渴望改变那靠天吃饭、为水发愁的现状了?
可能都有吧。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人,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,总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,谁会费这么大劲来骗我们这点血汗钱呢?我们以为看到了希望,却没想到那只是骗子精心布置的陷阱上,盖着的一层漂亮稻草。
那二十万零五千块钱,像一根刺,深深扎在我们村每个家庭的心里,也扎在我的心里。它提醒着我们,曾经有过一个多么愚蠢又多么令人心痛的教训。现在偶尔看到那条破败的老渠,我心里还会一抽一抽地疼。那不是疼钱,是疼那份被践踏的信任,是疼乡亲们当初那殷切期盼的眼神,是疼我们这看似坚固,实则不堪一击的善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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