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亿典藏文章
我们给公司取名“晴天”，多美好的寓意。第一批雨伞设计得特别用心：明亮的柠檬黄伞面，柚木色的弯钩手柄，撑开时还能看到内衬印着的小太阳。我和合伙人老陈亲自去地铁站安装第一批伞桩，那天阳光特别好，他笑着说：“咱们这是真把晴天带给别人了。”
开始确实很顺利。上线第一个月，注册用户突破五万，媒体称我们是“最温暖的共享经济”。我保存着用户的第一条好评：“今天突然下雨，在公司楼下借到‘晴天’，走到小区门口正好有伞桩归还，伞骨很结实，突然觉得这座城市很温柔。”
变化是从第三个月开始的。
后台数据显示，雨伞的回收率开始持续走低。最初是75%，接着是68%、55%……到了梅雨季，数字直接跌破了40%。运营小张第一次拿着报表来找我时，嘴唇都在发抖：“李总，这样下去，撑不过三个月。”
我们开了无数次会。技术部说要在伞里加装更精密的定位芯片，市场部建议提高押金，运营部主张增加巡检频率。能试的办法都试了——我们把押金从29元提高到59元，在伞面印上更大的二维码，甚至推出了“信用借伞”，和支付宝合作免押金。
但情况还在变糟。
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数字，而是亲眼所见的一切。有一次在陆家嘴的天桥下，我看见我们的柠檬黄雨伞被扔在垃圾桶旁，伞骨折了两根，伞面上沾着泥浆。我把它捡起来，擦拭那个小太阳标志，突然想起生产这批伞时，我在工厂盯到凌晨两点，就为了确保这个图案印得清晰。
老陈劝我别太在意：“共享经济嘛，损耗正常。”可当我打开后台，看到那些再也无法定位的雨伞数字每天都在增加，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啃噬着。每一把消失的雨伞，都曾是我们精心挑选材料、反复测试开合、小心包装配送的。它们不该是这样的结局。
那个雨夜，我在静安寺地铁站看见一个女孩撑着我们的雨伞。她走到出口的伞桩前，犹豫了一下，四下张望，然后快速把伞塞进自己的包里，匆匆走进雨中。我想上前，却挪不动脚步——我能说什么呢？指责她吗？可是下雨天，谁不想有把伞呢？
真正让我崩溃的是去年夏天。台风“烟花”过境，上海连续暴雨一周。那七天，我们投放在全市的两万把雨伞，回收率只有惨淡的18%。仓库里，还回来的雨伞稀稀拉拉地挂着，像战败的士兵。而维修师傅老周告诉我，很多还回来的伞也坏了——伞骨变形、伞面撕裂，修一把的成本比新买还高。
“修吗？”老周问我，手里拿着一把伞柄已经折断的雨伞。
我看着他，突然说不出话。修，当然要修，可是修好了再投出去，然后呢？
最艰难的时刻，我和老陈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对坐。角落里堆着等待维修的雨伞，空气中弥漫着布料受潮的味道。他递给我一支烟：“还记得我们当初为什么做这个吗？”
怎么不记得。我们想解决雨天没伞的痛点，想让人与人之间因为一把伞产生连接。我们想象过这样的场景：一个人撑着一把柠檬黄的伞走过雨中的街道，归还时轻轻说声谢谢，下一个人接过还有余温的伞柄，继续在雨中前行。
可现实是，这些伞一旦离开伞桩，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再也找不回来。
我们尝试过温情路线——在伞内面印上“送我回家吧”；尝试过严厉措施——不归还会影响征信；尝试过激励手段——按时归还有红包奖励。但人性经不起考验，特别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面前。
决定停止运营前的最后一个雨天，我特意去了我们第一个安装伞桩的地铁站。雨很大，我看着人们行色匆匆，有个年轻人从伞桩借走了一把我们的伞。他撑开伞，那个柠檬黄的小太阳在灰蒙蒙的雨幕中格外显眼。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也许这些雨伞的使命，本就不是永远在循环系统中流转。它们中的大多数，可能正安静地躺在某人家的玄关角落里，或者被放在办公室的抽屉中，等待着下一场雨。又或者，被某个深夜加班的人带回家，就再也没有离开。
就像那个用户留言说的：“有天下大雨，我把伞借给了一个没带伞的陌生人，他说会还到伞桩，但我没指望。就当送他一把伞吧，反正雨天总要有人送伞的。”
关停服务那天，我们没有发公告。只是默默停止了APP的新用户注册。后台最后的数据显示，还有三千多把雨伞处于“借出”状态，它们散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有的可能还在使用，有的可能已被丢弃。
现在，每当下雨的时候，我还会下意识地看看街上有没有那种柠檬黄的伞。偶尔能看到一两把，心里会微微一颤。我知道，那可能是我们遗落在这座城市里的“晴天”，还在某个角落，为某个需要的人遮风挡雨。
老陈转行做智能家居了，他说这次要把产品做得“想丢都丢不了”。而我，还保留着一把最初的样品伞，柚木色的弯钩手柄，柠檬黄的伞面，撑开时，内衬的小太阳依然清晰。
这把伞，我再也没有借出去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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